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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元培的富贵

人物轶事 日期:2016-1-7 1,143 浏览 我要荐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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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元培可谓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人,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人。在这方面,张謇、章太炎等人旧而少新,胡适、鲁迅等人新而少旧,只有蔡元培先生在新旧、士仕、政道之间出入自如。

说蔡先生的传统,有很多角度,其中之一是蔡元培一生没有置备私产。他亲历清朝、民国,为国家社会服务多年,地位不可谓不高,为家为私的机会很多,但他没有谋私谋家,一生搬家多次,只是租居而已。这样的国士或说“国之重臣”,确实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的品德,那就是以国事、天下事为念,“造次必于是,颠沛必于是”,念兹在兹。

蔡元培先生病逝,国民政府给他发布了褒扬令,称赞他“道德文章,夙孚时望”,“推行主义,启导新规,士气昌明,万流景仰”……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其为“学界泰斗、人世楷模”,蒋梦麟的挽联是“大德垂后世,中国一完人”,吴稚晖的挽联是“平生无缺德,举世失完人”。

千金散尽

蔡元培做官的机会太多,完全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,富贵于他是可望可即之事。但蔡先生属于那种对钱没有概念,大手大脚之人。跟一般寒酸文人不同,蔡先生生性豪放,不拘小节,爱花钱,爱请客。据说他第一任妻子王昭对此非常不满,丈夫乱花钱,根本不是过日子的态度,两人经常吵架。蔡先生的儿子蔡怀新证实,父亲置业并不困难,后来不仅没有置业而且没有积蓄的原因是,收入多,支出也多,主要支出除购买中外图书典籍外,还有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及接济有困难的亲友、学生。

一生受惠于蔡元培先生的人太多了。我们随便即能想到陈独秀、鲁迅、胡适、梁漱溟、毛泽东、刘开渠、王云五这些人,还有众多的学生、看门人,都得益于蔡元培先生。甚至到了晚年,仍然如此,有人回忆:先生晚年旅居香港,生活极端拮据,仍不忘周济他人。当时有一位广东籍诗人名叫廖平子,恬淡高洁,不屑钻营,家无隔夜之粮。廖平子时常将他写的诗作呈给蔡元培。蔡元培知道廖平子生活清贫,即赠廖法币十元,每月皆然,历数年而不断……可见蔡先生的豪情出于至诚。

一般的官吏极易为官场习气所染,他们习惯了当官做吏后,便难以回归平实,再难以自食其力。在这方面,蔡元培先生的自信与自足是少有的。

1907年5月,40岁的蔡元培放弃国内的身份地位,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,入莱比锡大学听课,再次学习,历时4年之久。

因为公派留学机会搁浅,蔡元培决定自费。当时他还需要抚养妻儿四口,孙宝琦答应每月资助30两银子,让他在驻德使馆中做兼职,但使馆只应允照顾食宿,不提供职务和薪金。为此,蔡元培给当时在德学习的唐绍仪的侄子唐宝书、唐宝潮等兄弟四人做家庭教师,为他们讲授国学,每月报酬100马克。他的同年同乡挚友张元济先生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,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,按照千字3元(编译)和5元(著述)的标准,每月稿酬100元(约合今人民币7000元左右),如此保证蔡元培留学所需,并维持其在国内的妻子儿女的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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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自称“好好先生”,但其实是“威武不能屈,贫贱不能移,富贵不能淫”。他终生都涉足官场,辞职之烦扰于他几乎是家常便饭。

1890年,24岁的蔡元培应邀出任《上虞县志》总纂。他所定的编写条例得不到各分纂的赞同,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辞职。

1898年,32岁的蔡元培时任翰林院编修。传统中国社会,中进士点翰林后,就意味着升官发财、光宗耀祖、封妻荫子,更意味着身系国之重望,位列写史的行列。但当年戊戌政变后,蔡元培仍选择了辞职。

1900年,34岁的蔡元培已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一年多,学堂新旧势力争执不断,他支持新派,遭到出资人的干涉。蔡元培断然辞职,后勉强留任。次年,因办学经费的事再起矛盾,蔡元培就辞职离开。

1902年,36岁的蔡元培时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一年多,学校发生学潮,蔡元培支持学生退学,他自己则辞职。

1912年,46岁的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,7月2日,为抵制袁世凯专制独裁,蔡当面向袁坚辞教育总长之职。

1917年,51岁的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。7月3日,因抗议张勋复辟,他向总统黎元洪提出辞职。后复任校长。

1919年,“五四运动”爆发,部分学生被捕,蔡元培四处奔波,救助被捕学生,5月7日上午10时,被捕学生终于悉数获释。8日,蔡元培向总统徐世昌递送辞北大校长信,并发表《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》,于当晚离京。后放弃辞职。

同年12月31日,北京市小学以上各学校教职工要求政府以现金发薪而罢课,教育部未能及时应对,蔡元培与北京其他各大专院校校长联名辞职。1920年1月8日,蔡元培再度辞职,直至1月12日教育部及北京政府对教职工所提要求完全同意,才又复职。

1922年,56岁的蔡元培痛感对北大学生“平日训练无方,良深愧惭”,愤请辞职。后经多方挽留而复职。

1923年,57岁的蔡元培为抗议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,向总统府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之职,并发表《关于不合作宣言》。

1928年到1929年那两年,蔡元培几乎月月在写辞职信:请辞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,请辞代理司法部部长,坚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,坚辞中央政治会议委员,坚辞国民政府委员……有人统计,蔡元培先生一生辞职有24次之多,其中为北大辞职7次。

我们可以试图由蔡元培的生计及态度,来接近这样一位贤者的内心。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曾说:“拿世界各地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,牛津、剑桥、巴黎、柏林、哈佛、哥伦比亚等大学,这些学校的校长中,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,固不乏其人;但是,以校长的身份,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、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,除蔡元培外,恐怕找不出第二个。”蔡先生的贡献可谓大哉。

恩格斯曾称赞但丁说:“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,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。”我们看蔡元培先生在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折中的位置,庶几近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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