缺口

其它文章日期：2017-11-17 1,447 浏览我要荐稿

我开始工作的那年，不知是小姨娘还是母亲说了一句话：“把宗轩带去念书吧。”我就把他带走了。

宗轩是我小姨娘的儿子。

我工作的那年刚满20周岁，本来性格就有些急躁，又要忙着适应工作和环境，内心就更为惶恐、焦虑。宗轩转到我任教的学校时，成绩非常糟糕，几乎没有一门功课及格，学习习惯也差，这让我十分恼火；对他，我除了斥骂，还动手打。他那时对我实在是怕，听到我的脚步声，就趕忙装成认真读书的样子。我的心里一直有个想法：我们这些乡下贫苦人家的孩子，要是有机会念书，不使尽力气是不行的。

我的这种粗暴的方式当然也有效果，他的成绩上升很快，第二年的时候就在班级排名前几位，成了优等生。

他知道我是为他好，即使我对他的惩罚毫无理由，他也从不敢像别的小孩子那样解释，更不敢顶嘴。

宗轩跟我读了两年书之后，回原籍参加中考。按照他的成绩，考上县重点中学没任何问题，但结果不仅令我十分惊讶，也让我非常愤怒——他只考上了一所普通中学，而且分数很低，勉强过了录取线。

我实在无法想通他为什么会考出那样糟糕的成绩。我问他是不是考试时光顾抢着交卷出风头，而不考虑是否做完了试题，不考虑答题是否准确，他以沉默应对，我也就断定这样的猜测是差不离了。

若干年后，我变得成熟、冷静一些了，做过这样的反思：一个人要是长期处于高压之下，自尊心难免会扭曲，会以一种病态的方式获得“承认”感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，宗轩是以错误的选择“报复”了我当初错误的教育方式。

不出我所料，3年后，宗轩高考落榜。我对他心灰意冷。他补习期间，我很少过问，偶尔问到，也是一副十分不满的口气。补习一年后，宗轩考取了自费大专，学的是电气专业。听到这种结果，我自然不太高兴。

那3年中，我从父母那里听到有关宗轩的，基本上都是辛酸的事。宗轩考取的虽然不是什么好学校，但在那个山村，也算是一件给家长赚脸面的事。可脸面毕竟是虚的，花钱则是实实在在的。小姨父嗜酒如命，小姨娘不会持家，却又十分爱面子，挣的钱全花出去不算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。宗轩读的是自费，每年的学费好几千元，都是东拼西凑来的；在学校时的生活费经常毫无着落，忍冻挨饿是常有的事。

有一次，他实在是没钱了，回家找父母要也无疑是白跑一趟，于是想到了唯一可以求助的对象——我的父母。他用仅有的几块钱坐了一段路程的车，然后步行，一路饿着肚子，走了几十公里，待走到我家，天已漆黑，他推开门，我母亲一眼瞥见他，吓坏了。“哪像个人啊！”母亲后来形容。我父母也没什么钱，但母亲擦干怜爱的泪水，当即出门，从别人家借来一些钱，给他做学费和生活费。

穷困曾这般给他以迎头痛击。我想过很多次：宗轩在日后短暂的人生中表现得那么坚强和阳光，他把委屈藏在了哪里？我当初对他的粗暴，他那穷困的家庭带给他的无助和羞辱，难道仅是擦破的皮，痊愈之后就了无痕迹吗？

宗轩毕业后，应聘到江苏省扬州市的一家企业，有了薪水，单位还提供宿舍，不再为吃住发愁，看起来生活好转了，但其实过得并不比在学校时轻松多少。单位隔三岔五让他提供毕业证，他拿不出来——他还拖欠着学校的学费，毕业证也被扣了。起初的解释，尚能让领导相信，但时间长了，别人难免怀疑。受人怀疑无疑是件耻辱的事，且随贫穷而至的耻辱总会如影随形，他即使不屈服，又有什么办法？为了多挣一些钱，他四处打听，看谁家的孩子需要家教。就这样，他白天在单位上班，晚上骑着自行车，上门给人家的孩子辅导功课。

他那时只跟我说新单位的领导对他如何好，他又是怎么样辅导人家的孩子，每份家教又能挣到多少钱，至于毕业证被扣的事，则是他在若干年以后当作笑话说给我听的。

他始终想折腾，想多挣些钱，先后到过无锡、上海、昆山，收入越来越高，又借了些钱，在昆山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。过了两年，他在苏州买下了一套更大的房子。

一切似乎表明，生活正在向他露出温柔的面孔。

作为长子，宗轩一直让他的父母引以为荣，而他平时的隐忍和光鲜的假象，也让他的父母误认为他“很有本事”。在身处异乡、独自打拼的十几年中，他不光白手起家，还要替父母偿还债务，替弟弟妹妹们分忧解难。他就像拉着沉重的车子爬坡的牲口，步履蹒跚，却不吭一声。

除了家人，他的心中还放不下许多人，在他看来，这些人都对他有恩情，他不能忽略。他的一位堂哥前几年得了癌症，他知道后非常难过，几次去上海看望，帮助找医生，因为这位堂哥曾在他读书期间借钱给他们家。他去世前的那个春节，回家时，他还特地去看了一位远房亲戚，买了酒和糕点，因为那位长辈在他读书时“关心过他”。

他对我的父母，比我还关心，隔三岔五地打电话，还给他们寄钱。我的父亲眼睛不好，他到处打听医院。对我的哥哥、弟弟、妹妹，还有几个侄儿，他也都一一关心到。

一个人要是有那么多人和事都要放在心中，该是多么累。一个人要是总想回报这个人、关心那个人，他又怎么能不疏忽自己？

宗轩是2012年正月十五的深夜去世的。得知消息后，我从床上爬起来，在客厅里独自坐到天亮，然后赶到车站，坐上了去苏州的车。赶到宗轩家的时候，我的哥哥、弟弟和妹婿已经在那儿了，他们像木鸡一样呆坐着。小姨娘的号啕声仿佛要把整栋楼掀翻。

我什么也没问。我10来天之前才和他见的面，他怎么就突然没了呢？

我再见到“他”时，已是一张遗像，立在一张桌子上，相片中的他很明朗地笑着，有几分羞涩。“他”的面前是几炷香，缕缕的烟绕来绕去，似魂灵不散，不忍离开。

人生一场，一个人走了，就再也没有了，就像一块石头被敲掉一块，缺口永远在那里。

火化后，我们把宗轩的骨灰送回老家。